短剑重标暴走古罗马军团横跨魔兽世界三大洲

我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图片——马其顿式方阵。提到这个军事阵容,很多人几乎就会想到古希腊,但是实际上,古罗马军团也在它的早期时期就开始采用这种战术了。与希腊和马其顿一样,最好的装备通常也落在富有阶层的骑士和沉重步兵手中,但军队也有一些更轻装和较差装备的辅助兵种,例如标枪兵、投石手。这些部队按照一百人为一组组成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同样采用方阵军阵,且重装步兵站在阵型中央,由轻装步兵和辅助兵包围在两侧。我认为,古罗马军队的漫长战争经验以及血的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开始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是因为新的因素和社会性质而产生的,也和兵器的改良密不可分。

 

公元前300年,古罗马开始采用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这种改革让单个士兵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在侧面和背后得到必要的支援。这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的采用和改良而实现的,因为这两种新兵器的采用和完善,才使得古罗马军队得以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而剑只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开始采用一种稍短的短剑,用于刺杀。据希腊历史家波利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所说,这种短剑比传统长剑更适合近身战斗,而这也是古罗马军队能够在近身战中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腊盾,使其能够保护身体更全面。而古罗马军队则采用了长约4英尺的塞恩农盾,它不仅能够保护更大的面积,更可以在侧面发动冲击,形成更强的反击力。

 

我认为,这种短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长度约两英尺,宽约两英寸,十分重,剑头尖锐。剑柄可以使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我们所使用的古罗马短剑比梭镖更加灵活,用途更广泛。它可以像砍刀一样砍下敌人方阵中的梭镖手的头颅,也能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有效地杀伤敌人。在那个时代,任何一种创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因此这种剑的作用非常重要。李维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西班牙士兵用短剑将马其顿士兵的身体切成碎块,将臂膀劈下,将肩膀、四肢或头颅从身体分离,颈部刺穿,造成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这说明了这种剑的强大和可怕。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相对较近,不能像梭镖那样将敌人拦在较远的距离之外,因此对于士兵的防护功能来说比较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盾牌进行了较大的升级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比较小的希腊盾牌,使其能够更全方位地保护身体。而我们古罗马军队采用了长达4英尺的塞恩农盾牌,它不仅能够照顾到更大的面积,而且在侧面冲锋时还能产生更大的反击力。我认为,腊圆盾的直径虽然较小,但是我们古罗马军队将盾牌改成了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以便更好地遮盖身体大部分区域。这种盾牌有点像琵琶桶的样子,由木头制成,上面覆盖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使用这种装备,我们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士兵更为轻便和便于行动。

 

当我们使用短剑时,需要在士兵右前方留出大约6英尺空间,只有逼近敌人才能够刺伤对方。因此,这样的战斗可以称之为短兵相接,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并且只有到共和国时期,我们才具备了成熟的心理条件,使得士兵能够基本上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我们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根据研究,标枪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标枪通常在战斗开始时用于投掷,以扰乱对手或控制场地。而在我们古罗马军队中,重标枪则用于近身战斗,因为它有更长的杆和更沉重的头部,可以在近距离内刺穿敌人,因此可以说是我们在近身战中的一种重要武器。

我了解到,辅助部队会使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我们古罗马军队曾尝试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标枪,而到公元前二世纪,这种武器似乎已经定型。这种标枪非常容易投掷,同时也具备强大的穿透力。其一半由金属杆构成,一半则是木制的,即将一根长4.5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同样长度的木制杆子上,使得总长度约为7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使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代开始,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所以标枪在插入盾牌或者其他物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的时期,我们将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制枪头,这样标枪在穿透盾牌或其他物体后会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来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使用重标枪单手投掷,最大投射距离约为60英尺,但实际上往往并没有达到这个距离。在作战时,军团士兵会一起投掷标枪,以达到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标枪的命中率,有时会在木制的标枪上绕一根绳索,以增加投射距离,在投射后还可以把标枪拉回来重复投掷。我认为,标枪是我们古罗马军队中最重要的近战武器之一,它可以在战斗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近身战中也能表现出强大的威力。在我看来,当我们使用重标枪的时候,只需要用力一拉,标枪就会旋转着向前飞出去。如果标枪刚好穿透了敌人的盾牌,代表这个盾牌已经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任其受攻击,直到古罗马士兵用短剑砍击。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达到45度或者45度以上,那么它就能够穿透胸甲和头盔。如果你把重标枪握在手中,你不仅可以当作一件强大的远程武器,还可以将其作为一支威力强大的近战长矛使用。最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但是到公元前一世纪,它的重要性已经与剑持平。所以,古罗马士兵通常会携带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一种轻,一种重。

 

随着短剑的使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古罗马军队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靠着这种军团迅速地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不败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不同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种士兵是少年兵或志愿兵,自愿为了国家而服务。第二种是财产类士兵,由于他们拥有财产,所以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第三种是当地人,他们会为防止自家遭受战争灾难而参军。最后一种是奴隶解放后为了获得自由而加入军队的士兵,他们通常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因为军队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和社会地位。

在我看来,古罗马军队的士兵被分为四类,分别是轻步兵、青年兵、壮年兵和成年兵。我曾经听说过轻步兵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是他们缺乏训练。青年兵年龄略大,经验丰富,是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非常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成年兵则是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能够弥补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就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都由两个百人队组成,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最初由100人组成,但后来逐渐减少到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然而,由一名军官执掌一个由100人组成的队伍,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被保留。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以及60至80名成年兵。为了完善组织,大队还会指派负责人监督和管理。我学习了这些军事知识,对于古罗马军队的组织和战斗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我看来,古罗马军团里面有30人的骑兵队伍。然而,这些骑兵很少会跟其他大队的士兵一起作战,他们更倾向于组成自己独立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大约有4500至5000名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每个古罗马军团都配备了一个联合军团。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通常拥有600名骑兵。虽然有一些人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与古罗马军团不同,但实际上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是相同的,只是在数量上略有不同,联合军团的骑兵数量较多而已。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的总人数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大约有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900名骑兵。两个古罗马军团再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了一个野战军,这被称为“团”或“军”。在战争时期,我相信这样的组织安排可以很好地对抗敌人并确保胜利。对于我来说,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中的一名指挥。通常,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有18000至2万人,它们的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的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是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的三倍。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以及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像古希腊小方阵一样,它的每个横列约有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据的位置大约为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了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而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在我看来,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相对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不同形势之间移动,可以迅速变换队形以应对敌人的不同进攻方式。由于每个小队之间设有间隔,这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个小队被攻击了,其他小队可以马上调整它们的位置来保护整个队伍不受攻击。虽然这样的队形需要更多的士兵来维护,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棋盘队形能够给我们带来明显的优势。在我看来,如果在地形崎岖的乡村中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按需求,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而第二横队同样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实际上,成年兵横队是军团的一支有机后备队,可以被指挥官有意识地用作后备队。部队之间的间隔是比较薄弱的环节,但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后面的其他部队会及时补充,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在战斗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并成一体,形成方阵队形。一旦需要实现机动机动,部队就可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都配备了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而成年兵则不配备重标枪,也没有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标枪和一个颇具威慑力的盾牌。虽然成年兵可能缺乏年轻士兵的战斗激情和活力,但他们的冷静和经验同样可以在战场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队形虽然不是绝对安全和无敌的,但将士们的装备和战术的配合确实可以为战争带来相当大的优势。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我们都可以非常灵活地应对情况,从而取得胜利。我所知道的是,成年兵所配备的是一根长长的长矛。而少年兵则装备有普通标枪和投掷镖。为了让远距离投射武器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有时还会使用外国雇佣兵,比如巴里阿利投石兵和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他们可以与我们的青年兵同心协力,展开有效的战斗。

 

在作战时,青年兵(或者也许是壮年兵)会推进到距离敌人比较近的位置,然后一起投掷他们的重型标枪,并用剑进行近战。当他们精疲力尽,需要休息时,壮年兵会上来替换他们。进攻通常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需要进行多个批次的替换。每个士兵都会根据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我们的指挥官总是尽量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当我们对付野蛮部队时,常用的战术就是发起齐投重型标枪,以阻止敌人的进攻,然后再展开短剑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可以变成一种剑术的比拼。由于我们古罗马军队经过高水平的教育和训练,我们的军事组织体系更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所以我们总是能在战斗中获得更多的胜利。在我看来,当我们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作为一名古罗马士兵,我必须面对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并抵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攻击。我可以用我手中的两支重型标枪抵消敌人的一到两支兵器的威力。然后,我需要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方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者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开一个缺口。然后,我们军团的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搏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进行过两次重要的战斗。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都是古罗马军团赢得了胜利。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弥漫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队由菲利普五世率领,而我们的古罗马军队支持独立的希腊人,企图反抗马其顿的统治。在这次战斗中,我们采用了跟马其顿方阵对抗的战术,我们士兵们用他们的标枪对抗马其顿方阵的梭镖,用短剑与敌人近战。我们成功地打开了敌人刚开始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阵线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的军团士兵在战场上胜利,不仅是因为他们运用聪明的战术,还凭借着他们的坚韧、勇气和战斗技能。我们成功地识别了敌人的弱点并利用它们来取得优势。我们深信,若兵不厌诈、用计谋攻敌,就一定可以稳操胜券。在我看来,希腊半岛的战争是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菲利普在初战中获胜之后变得过于轻敌,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我们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先前将我们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行进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了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其中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并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展现了我们古罗马军团的极大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我们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最终到达了皮德那。柏修斯率领着一支32,000人的军队站在阿森河对岸,与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规模稍小的罗马军对峙。在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为一些误解而突然爆发战争。我们古罗马军采用类似于之前的战术,用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最终击败了马其顿军队。

在我看来,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了主动,率先集结方阵,向河对岸发起了攻击。艾米留斯尽管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却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袭来。然而,当马其顿军队在继续向南进军时,却遇到了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趁机发动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我们古罗马军团由可以独立机动的部队组成,他们能够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此外,每个军团士兵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较小规模的战斗。我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的士兵。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表现出了极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这标志着罗马国家的联合。它的军队能够长期战斗,并在战斗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耐力和毅力。这也使我们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我看来,我们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战争。作为罗马公民,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因此我们坚定地投入到战斗中。

 

我们古罗马逐渐扩张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这也导致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得到了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二世纪末,盖乌斯·马略将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组织体系。随着罗马帝国不断扩张的需要和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我们被迫在军事上进行了重大和必要的改革,并由共和国改为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张,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募而来的,但由于我们受到了训练并且深知自己的职责,我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性得到了保证。在我看来,我们古罗马军队的程度开始下降了,官兵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我们不得不缩小军团各队之间的间隔,这使得我们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在帝国边缘地区的战斗中屡屡受挫。

 

由于形势的发展,罗马执政官马略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的军事组织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的高级将军也进行了多次这样的改革。马略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部各旧贵族之间的差异,同时消除了他们在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区别,增进了各部队和士兵之间的交流,并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程,虽然后来经历了几次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仍是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可以说,这些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我们在战场上更加协调、有效和成功。我认为,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我们成功地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我们的执政官马略认识到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势,并将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虽然小分队得以保留,但只是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存在。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在作战时,我们把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大约有50人。当我们排成密集队形时,相邻士兵之间的间距约为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当进行近战时,间距应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了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来的纵深。我认为,采用我们的这种队形既保留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又保证了士兵在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我们还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保持连贯均衡,从而不会出现缺口。这种改革是一项简单、高明而行之有效的改革,它使我们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我们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我们的大队在行进时通常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需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朝向左或右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和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我们的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而第二和第三横队各由三个大队组成。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么每个横队显然将由五个大队组成。这种队形很少会产生行进受阻或集结困难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协调作战、掌控战局。队之间相隔约为150英尺。而圆队则由多个方队绕成一圈,形成一个内部有空隙的圆形。

 

对我而言,我们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编成一个横队或者四个横队的情况很罕见。我们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即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大约是150英尺,因此我们的军团纵深约为350英尺。

 

在我的时代,每个军团的平均兵力为4500人,而八个军团平均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在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我们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我们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而三个大队之间相隔约为150英尺。而圆队则由多个方队绕成一圈,形成一个内部有空隙的圆形。为了应对不同的战斗场景和敌军的不同兵种,我们还常常在队形以上做出一些改变。起作战时,我们常用四个大队的两两面朝两个侧面的方式来防御骑兵。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都是用来对付骑兵的。如果我们的侧翼受到了自己的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么我们更喜欢使用横队来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我个人的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我们的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然没有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可谓是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我们的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以前的军队都往往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

 

我们古罗马的将军们都非常强调进攻战术,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我们跟敌人一起作战时,经常使用一些计策来迷惑和混淆敌人的注意力,从而取得胜利。例如我们常常让主力部队假装攻击正面,而侧翼的部队则悄悄地绕到敌人侧后方进行袭击。这种偷袭式打击的效果常常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帮我们夺取了许多胜利。我在战场上经常力争占领制高点,因为这样能使我们的兵器投掷距离更远,冲锋时也会更有力量和冲击力。同时,剑和梭镖的攻击也更加容易。我通常会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在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使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我们的军团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当双方相距20码时,我们的横队要么主动前进,要么等待敌军逼近。这时,第一横队的前两列士兵会将标枪投出。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军团会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队形的疏开动作会因为迟滞而延迟,直到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

 

我们的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会迅猛地冲向敌人,但只有前两列士兵能使用剑,后面各列士兵则会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起到压制和牵制敌军的作用。在战斗中,我们使用的战术常常被称为”横队战术”。这种战术非常复杂,其中包括了士兵之间的不断替换、调动和重新编队等。当第一横队的士兵上前与敌人交战时,我们的后备队就以列队的方式靠近战斗区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开始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循环进行,直至战斗结束。同时,我们的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和投镖。除了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轻步兵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且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么第二横队的士兵就会通过第一横队士兵之间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疲惫不堪的士兵则会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成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不断调动和替换。要进行这样复杂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具备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是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我们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其他文明国家的军队。我们马略军团并没有使用什么新型兵器,而是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来提高了我们当时兵器的效率。那些长期服役的士兵被编成了常备军,并佩戴着银鹰标志。忠诚于我们的军队是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古罗马长盾被认为是古代最好的盾牌,我们善于使用它,并使用头盔、胸铠、皮质或金属上身盔甲以及单个胫甲(只包括右腿),从而保护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我们也广泛使用小型投射式武器,如在凯撒大帝时期,每个军团都配备了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不仅用于围攻城池、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有时还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300年左右,我们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几个世纪来我们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在我们国力鼎盛时期,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武器和战术达到了最好的水平。我们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第一位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为了将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了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我们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设了一套优质的道路网络,使我们的军队在受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移动到另一个地区。为了支持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个部队包括了弓箭手、投石手、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数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我们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然而后来发现,这样做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我们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照罗马人的规定改造他们的部落组织,将我们的士兵与他们混合在一起,以便更好的管理他们。我们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当我登上古罗马皇位时,我沿袭了先辈的思路,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我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我们在德国边界和英国建造了土墙和木栅栏以设防,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我们意识到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此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我们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来解决这一矛盾,这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我们的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部队,负责维持对边境的监控和安全;另一部分为机动预备队,负责在需要时从其他边境调度援军过来。为了调动边境部队之间的士气,我规定:我们的边境军队必须采用种族混编的方式,将来自不同部落的人混编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互相不信任的问题。这项政策被称为“派遣”政策,它使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加统一,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保护边疆和维护帝国的安全。我们的备军,另一部分则是机动野战部队。我们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我们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但是我们的努力有时却被野蛮人用来反对我们自己。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我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我们的军队作战中也从中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终推翻了我们的帝国。不过,由于我们毕竟在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我们的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