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跟佛教龙王传说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3)

 

 


三、小说与建庙奉祠龙王的关系
自从描述柳毅与龙公主结合的小说在唐代中叶出现之后,以此龙王作题材的小说作者代有其人,已如上述。小说情节易感动人心,梁启超 先生早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畅论其事,而其他有关的论说可谓举不胜举。由于小说易动人心,因此华人社会中许多神明的供奉与庙宇的 建立往往受到小说的影响。例如仕邦在香港、新加坡和国内都见奉祠济公的庙宇或神坛,它们都是受到小说《济公传》的流传而建立 ,而非受僧史所载济颠道济禅师的事迹所影响。又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国内都有奉祠莲花三太子的庙宇或神坛。这位三太子是依《 封神演义》所描述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其师太乙真人以莲花摘二枝,荷叶摘三个,(然后)将花勒下瓣儿,铺成三才,又将 荷叶梗儿折成三百骨节;三个荷叶,按上中下,按天地人。真人将一粒金丹,放于居中;(将)哪吒魔魄望荷叶里一推,于是只听得一声 响,跳起一个人来;面如傅粉,眼运精光,身长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莲花化身。以上都是小说内容深入人心之后,奉祠小说中所描述的圣僧 或神只的庙宇便应运而生了。
那么奉祠龙王的神庙是否亦如此这般地成立?元潜说友于宋度宗咸淳年间在位,在位期间全用咸淳作年号)所撰的《咸淳临安志》: 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嘉泽庙,旧在(临安[今杭州])钱塘门外,号钱塘湖龙君。庙始梁大同中,(南宋)乾道五年,周安抚淙以祷雨应,重建。
据此,嘉应庙建于梁武帝的大同年间。若此说确实,那就是远在唐代以龙王作题材的小说出现之前早有奉祠龙王的庙宇,然则前面的 论说大可全部作废了。可是,仕邦所见其他方志的记载,各地龙王庙都建于赵宋之后(详后),奉祠钱塘湖龙王的嘉应庙称建于六朝是仅见的 记载,上述矛盾如何解决?
幸好,《咸淳临安志》在上引文字之后,附有所据的史料〈吴越王建庙碑〉的全文,略云:
盖闻四灵表瑞,则龙神功济于生民,百谷熟成,则水旱时关于阴隙。钱塘湖者,西临灵隐,东枕府城,澄千顷之波澜。梁大同中,湖庙尝 置。唐咸通年,刺史崔彦曾重修之。自予建节,一郭军民,尽承(钱塘湖)甘润。固有龙神居止水府,兴旱涸之风雨。钱塘湖龙君与洞庭湖龙 君、青草龙君,雁行之序,各通天波,原无祠庙。予统吴越山河,乃特于湖际选定基垌,兴土木之功。镜水清流,其湖周百余里,济物利人, 亦无龙君之庙。予遂与钱塘龙君一时建立殿堂,同表奏闻,乞加懿号。果蒙天泽,并降徽章,其所奉敕旨,具录如后:钱缪普扇仁风,久施异 政。其钱塘湖龙王庙宜赐号广润龙王,镜湖龙王庙宜赐号赞禹龙王,牒至准敕。正(当作贞)明二年,岁丙子,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王钱 缪。
据上引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缪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所立的碑文所述,使我们发现:
第一、碑文称梁武帝大同年间尝置湖庙,这庙宇在唐咸通年间为刺史崔彦曾所重修,但都未明言这是一所龙王庙,以管见窥之, 自梁至唐即使有庙,大抵也仅属奉祠湖神的庙。
第二、碑文称钱塘湖的龙君原无祠庙,故吴越王特于湖际,选定基垌,创兴土木之功,分明这嘉应庙是由钱缪首创,它跟以前的 湖庙没有关连。
第三、碑文称钱塘湖龙君与洞庭湖龙君、青草龙君,雁行之序,所谓雁行之序指这三位龙君属兄弟关系。而钱塘龙君与洞庭龙君 是昆仲这一,出自唐代中叶李朝威所撰小说〈柳毅传〉中的创作,前此华夏典籍无此描述。然则碑文中这句话,透露了吴越钱氏深受〈柳 毅传〉的影响。至于洞庭君与钱塘君更有一位兄弟叫青草君,应该是〈柳毅传〉深入人心之后,好事者据此作进一步推演的结果。
基于上述三点,使我们知道吴越王建立龙王庙是受到小说所宣传的龙王概念的后效,而嘉应庙是目前仕邦找到的最早奉祠龙王的庙宇 。潜说友下笔时未细读碑文,以致误梁代的湖庙便属龙王庙而已。
赵宋御宇而后,龙王庙出现日多,限于篇幅,谨能略举一二: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四〈祠祀志〉一略云:
惠泽龙王庙,在水西门里大军仓东。政和元年建。
《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汤村龙王堂,政和二年,汤村沙岸为潮水所冲,州县立龙王祠以祷之页。
同书同卷略云:
顺济龙王堂,在汤村镇。政和五年,郡守李偃以汤村等处江潮侵啮,奏请用石版砌岸,因建庙。
清徐景熹修,鲁曾煜等纂的《福州府志》卷十五〈庙坛〉三略云:
古田县。龙王庙在县东龙津,(宋徽宗)宣和三年敕建。
《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昭应朝,在白塔岭绍兴间建。旧传钱塘顺济龙王。
同书同卷略云:
孚应庙,在磨刀坑龙山渡,乾道三年建。旧传水府龙王页。
以上是明志建于宋代的龙王庙,至于潜说友书中另有一些不知建于何代;但由历代宋帝赐扁额的龙王庙,这里均从略不举了。仕邦相信这 些庙宇不会出现于描述龙王的小说出现之前。
缘于僧尼历来的讲经说法加上小说的推波助澜,龙王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因此奉祠这位水域中最高神只的庙宇便建立起来了。如上 述的嘉应庙,是为了钱塘湖的水量关系附近农业盛衰,故人们奉祠湖中龙王以祈求兴旱涸之风雨,因为龙能致雨是中国和印度共有的传统 观念。又因龙王被认为是水域中的最高主宰,故汤村一带的岸边受江潮侵蚀,人们便在用石版砌岸作防护之余,更建顺济龙王庙来祷祝它节制 波涛。
宋代以后,小说撰写的发展更逾于前,这是治文学史的学人们所熟知,可无多论,而小说中不断采用龙王作题材,加上戏剧的点演, 龙王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明代两部重要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刊行之后,龙王庙的建立更多。为了节省篇幅,今仅举两个 颇为具体的例子:清赵文在等修,嘉庆十五年刊行,二十年增补的《长沙县志》卷十二《秩祀》略云:
江神庙,大西门外水陆洲拱极楼前。龙王庙,号福湘安农龙王庙,在新开门间泐潭寺侧,雍正九年建,京颁龙王像二。
长沙的龙王庙建于清世宗之代,属于上述两神魔小说流行之后的产物。可注意的是,长沙人将江神庙与龙王庙并祠,原因大抵是 先秦以来早有湘君是湘江水神的旧说,故龙王概念流行之后而江神的庙宇不可废。
此外,清钟铜山修,柯逢时纂的《武昌县志》卷六〈祠庙〉略云:
龙王庙,在县东五丈港,光绪八年重修。龙塘龙王庙,在县东十五里水泾堤西,同治六年重修。燕矶龙王庙,在县东三十里,大江滨。龙 王庙,在县南一百二十里贤庾乡杨哲山巅。
按,武汉地区位置在长江中游,是我国这第一大江的最重要转口河港,如今武昌一县之内便有四座龙王庙,然则它们的出现,并非如长沙 龙王庙之为了福湘安农,而是人们为了祈祷航运和旅行的安全而建。尤其燕矶龙王庙建于大江之滨,固然是为了方便船家或旅客就近上香 祈福;而坐落于贤庾乡的龙王庙构筑于山颠,其建庙者的意愿多少是希望龙王高处峰顶,能俯视大江而保佑舟楫。更有进者,航船在大江中遥 望远山之上有龙王庙,船上的人自然更增一分龙王保佑的安全感。这都是龙王概念深入人心的后效。
小结
经过上面四节的探讨,使我们知道龙王原非中国固有的神,而这神只通过佛教自印度介绍过来之后,中土僧俗在讲经说法以至作俗讲之时 固然推广龙王治理水域的观念,而小说家们采用佛教的龙王传说作题材后,其作品对龙王的推广较之佛门更收效,从《咸淳临安志》 所录的〈吴越王建庙碑〉的透露,知道龙王庙的建立,其始跟小说的流行竟然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介绍进来的龙王传说跟中国小说之间,在华人的社会上确实起过相互的影响,而彼此均蒙其利。曹仕邦